徐希平 卞超│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暨杜甫千诗碑落成仪式综述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4期，总第138期。
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为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杜甫研究，促进学术交流，由四川省杜甫学会、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主办的“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暨杜甫千诗碑落成仪式”于2018年12月1日至3日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高校和科研院所近两百位学者参加会议。
会议主题为“人间大爱与诗圣杜甫”，共收到学术论文90余篇，专家学者们就杜甫生平及思想、杜诗及诗学理论、杜诗接受传播、杜诗文献版本，以及史实、地理考辨等相关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交流讨论。智慧火花处处可见，真知灼见振聋发聩。下面，我们对本次会议予以简要总结。
一、会议规模宏大，盛况空前。从代表地域分布看，囊括了全国的近二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杜甫重要游踪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山东、安徽占了很大比例。从研究人员所属行业看，分别来自各地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新闻媒体。从参会人员年龄看，少长咸集，有耄耋之年的前辈，包括一批参加首次杜甫年会的代表，也有近年来刚涌现的学术新军，包括参加过首届草堂硕博论坛的年轻学者，更有参加旁听的成都地区各高校古代文学专业部分研究生作为后备队伍，标志着杜诗学研究队伍不断发展扩大，后继有人。除了杜甫研究相关学者之外，还有首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如大禹、扬雄、武则天、李白、苏轼等学会和中心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显示出杜甫越来越大的影响，也显出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工程的初步成效。
二、会议内容充实，活动丰富。学术讨论外，代表们参与和见证了杜甫千诗碑落成仪式，“杜甫千诗碑”是成都市市政府近年来倾力打造的重点文化项目，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也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历时三年多，始得完成。由此，历史上再一次在纸本文献之外以石碑及篆刻形式呈现出杜甫全部诗作，此项目具有极大文化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在年会期间举办落成典礼，意义非凡，必将成为成都文化建设的新地标，对于推动杜甫精神文化传承普及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代表们还参观了四川省博物院江口沉银展览，举行古琴雅集特别活动，并到眉山三苏祠、丹棱大雅堂进行文化考察，对于深入了解杜甫与巴蜀文化密切关系有积极的意义。
三、会议准备充分，组织精细，安排妥当，保障有力，效率很高。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领导高度重视，对学术一以贯之，薪火相传。全体会务组成员辛勤工作，无微不至，贴心服务，让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深切地感受四川人的热情真诚。原李白学会会长薛天纬先生在大会发言中对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给予了高度评价,用“五个一”予以概括，即一个诗圣故居原址、一个杜甫研究专门学刊、一支高水平编辑队伍、一套连续运作学术会议常规、还有一个强大的后盾——成都市政府和人民。得此五者，成都杜甫草堂成为了事实上的全国杜甫研究中心。总之，本次年会充分体现了当前杜甫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和前沿热点，下面，将年会论文论见综述如下：
一、关于杜甫生平及思想的研究
本次年会有近20篇论文讨论杜甫生平及思想，涉及其年谱、家世、性格、交友、仕途、卒葬地，以及杜甫与巴蜀文化、杜甫与生态文化、杜甫精神的现实意义等相关问题。付定裕《论清代学者对杜甫年谱考订之贡献》，总结了清代学者对宋人所编杜甫年谱考订的新发展：一是对宋人有争论之处给出了定断，二是对宋人观点提出了质疑，三是对年谱体式的创新，创年表式年谱，分列纪年、时事、出处和诗四栏，有利于知人论世，诗史互证。胡可先《杜甫的家世、家学与家风》，结合出土碑刻资料，梳理了杜甫的家世与籍贯，认为其家学具备儒学的传统，又有文学的超越。杜甫的家世、家学与家风是杜甫生平、生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共同塑造出了诗人伟大的人格和杰出的艺术成就。胡永杰《杜甫与其家族传统补论三题——以〈杜嗣先墓志〉为主的考察》，利用出土墓志材料，对家族传统之于杜甫的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证。指出：唐贞观时杜预被配享孔子庙，享官祭，这是考察杜预对杜甫影响时应当重视的一个现实背景；南北文化差异、家族经历，导致了杜嗣先重经史、杜审言重诗歌的不同文化倾向；杜审言的诗歌传统和杜预的儒学及政治功业给予杜甫的影响，形成了其“奉儒守官”与“诗是吾家事”的人生范式与创作倾向。庄逸云《略论杜甫对安史之乱中“附逆”文人的态度》，从杜甫写给李白、郑虔、王维等人的诗歌中，窥见其对在“安史之乱”中为时势所迫而成为的“附逆”之臣的态度。丁启阵《杜甫可能是李白长辈远亲考》，在考察了杜甫与李白、杜甫的外甥李潮和李白的族叔李阳冰的关系后，提出假说：杜甫跟李白有亲戚关系，杜甫的辈分比李白高两辈。俞沁《杜甫与汝阳王李琎交谊考论》，通过对相关诗作的解读，结合史料与新出墓志，完整勾勒出了杜甫与李琎二人的深厚情谊，也从一个侧面窥见了唐代文人与诸王的关系问题。张广成《从杜甫送严武入朝二人互答诗中透视杜、严的交谊》，深入解读了诗人与严武作别时的酬唱诗作，展现了一段令世人拊膺的佳话。马睿《杜甫的仕途》，对杜甫担任过的河西县尉、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宣议郎行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京兆功曹参军、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作了梳理，从中看出了杜甫一生心怀家国天下而壮志难酬的苦闷情怀。杜甫卒葬之争，聚讼已久。此次年会，有学者对此问题再度进行了考辨。陈湘源《平江杜甫墓考辨》，从杜甫绝笔诗，历史文献和文物等方面进行考辨，认为杜甫逝于湖南，平江杜甫墓唐墓特征明显，加上土居杜氏族谱脉络清晰，得出了平江杜甫墓才是诗圣的真正墓葬。李定广《杜甫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考实》，在全面清理相关文献后发现：所有唐五代至宋初人祭拜杜甫全在耒阳，且北宋至明代人为核实杜甫墓而进行过实地考察，证实唐宋元明四朝岳阳均无杜甫墓。基于以上两个事实和新旧《唐书》杜甫本传，力主杜甫大历五年卒葬耒阳。姜海宽、杜保才、毕朝阳、曹镜州等人《从〈望岳〉看杜甫一生性格的变化》指出，杜甫在青年、中年、老年分别写了《望岳》诗，三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性格，青年时望东岳泰山，表达了一个天才诗人奋发向上的理想和志趣。中年时望西岳华山，表达了仕途失意后的彷徨与无奈。晚年时望南岳衡山，含蓄地表达了对往古圣贤的赞美和对当朝统治者的担忧。李鹏飞《从物我关系中解读杜甫的三重生态关怀》指出，杜甫以“有我”“无我”“忘我”三种不同的物我视角，从不同的维度去体察生命、尊重生命、爱护生命，深刻地传达出了诗人厚重的生态关怀意识，这不仅在古代社会难能可贵，于当今时代也有着重要的生态价值和人文意义。马骁、马兰州《杜甫诗歌中的说服思想》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期创作的诗歌，体现出了鲜明的说服思想。杜甫从战争动员的需要出发，写诗劝导军民积极参战，鼓舞士气，体现出了诗人在国家有难时的主人翁意识与历史责任感。彭超《杜诗的当代精神》指出，宋人对杜诗的接受和郭沫若对杜诗的接受，启示我们文学与文学阐释者之间需要一定的审美契合度、相似的生命体验或者相同的社会文化历史观。当下网络中出现的“杜甫很忙”等现象，反映了当代中国思想、价值观念驳杂。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破而不立”，而杜诗的家国情怀和谨严的诗学追求，在今天的时代语境中被凸显，显示出了一种经典化的“启示性”存在价值。唐振、李伟《“推”而“诚”：杜诗与原始儒家致思模式的承继关系》，学界认为原始儒家的由近及远、层层外推的思维结构，深刻影响了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和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文章将这一思维结构进一步追溯至孔子及《论语》，进而指出这一结构之所以会起到动人情、入人心的效果是因为“诚”这一更为原始的人性心理。通过思维结构和人性心理的溯源，能够更加切近地理解和体悟杜甫及其诗歌的艺术魅力和人文精神。王晓燕《陈衍〈石遗室诗话〉论杜立场及其标准摭谈》，考证晚清民初诗人陈衍所著《石遗室诗话》，认为《诗话》虽具有一定的复古特征，但其思想实质是肯定儒者心性、学人气格与“变风变雅”的诗道精神，尤其推崇“杜味”“杜骨”，这在晚清民初的文化建构里，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彭超、徐希平《杜甫巴文化民风习俗书写及其意义》指出，杜甫对巴文化的书写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由川北蜀道入蜀时期，二是徘徊梓州阆中时期，三是寄居夔州时期。这时期的创作真实记录了巴文化区域内的古交通栈道、码头文化、渔猎文化、商业文化、乐舞艺术等，保留了极为珍贵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相互影响的史料。杨胜宽《杜甫仁爱情怀的世界性意义及其当代价值》认为，杜甫根于至性、无所不在的深厚博大仁爱情怀，不仅仅是人类普遍认同的文明本质内涵之一，也是当今构建人类文明与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动力。谭继和《诗圣陇蜀行诗反映中华西部人与山川皆心向中原》认为，蜀中山川皆北向，与巴蜀人民心向朝廷，心向中原一致。由地理观念投射为文化观念，巴蜀文化由秦陇文化发展而来，杜诗反映了各地文化凝聚、向心，大一统于中原文化。王猛《“怀古”书写与诗歌传统中的“家国”认同——以杜甫的怀古书写为中心》指出，中华地理格局与历史变迁滋生了怀古诗歌，历代文士用诗歌文章在文化中塑造了兼具现实、地理与文化意义的家园，展现着雄厚的时空结构与美学意蕴。张慧玲《杜甫时命感与孤独感及其哲学溯源》，注意到了杜甫“健全之才性”背后的时命感和孤独感，这两种感受来源于儒道两种作用力。
二、关于杜诗及诗学理论的研究
有关杜诗文本细读成为此次会议讨论热烈的话题。邝健行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回顾了数十年前在学校学习杜诗的经历，按老师要求细读杜诗文本，并注重创作实践,印象深刻,效果很好,在以通识教育为主的今天，这种学习方式值得借鉴。杨明《杜诗二首讲说》择取杜甫七言古诗二首作具体细致分析，对衬托、渲染、跌宕、顿挫等艺术表现形式进行解读，从内容和形式诸方面体现其集大成。年会共有20余篇文章涉及了杜诗艺术，具体从诗歌文本解读、诗歌比较研究、诗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展开。安建军、聂大受《别开生面陇右诗》，文章从杜甫陇右诗的创作旨趣、诗歌风格、题材与形式、诗歌意向等四个层面阐述了杜甫由“诗史”为主的诗歌风貌转而以“图经”“心史”为主的创作追求。杜甫不但有“转益多师”的“通”的一面，更有“别开生面”的“变”的一面，杜甫是中国千年诗史上不断浴火重生的诗中之凤。陈丽琳《杜甫〈兵车行〉与唐代政治、文学和思想》认为，《兵车行》被视为杜甫的第一首“新乐府”诗作，不仅是其诗歌创作上的转折，同时也对应着当时的政治、文学、思想的变化。诗作反映出了当时的军事制度和底层社会的尖锐矛盾，可以看做是杜甫“诗史”创作的开始，杜甫的仁爱思想也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加强。成丹彤《重读〈石壕吏〉——从叙述学的角度来分析》，通过文本细读，以叙述者意志和引导语为关键词，从《石壕吏》的叙述者着眼分析，发掘了杜甫对汉魏以来叙事诗的继承和创新，杜甫创造性的打破了叙事诗中叙事者一贯进行评论干预的特点，采用了有限的角度叙述。占如默、刘明华《析论杜堮抄评杜甫排律之“时文手眼”》，介绍了杜堮在杜诗研究上的特色与成就：从志意、章法、炼字、用典等方面进行评解和训释。孙尚勇《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笺证》，文章综合利用了宋以来注杜者和近年相关研究成果，对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创作时间、章法和内涵、李杜交往事实、“诗史”概念等问题进行了笺证。王红霞《杜诗称引扬雄探析》认为，杜诗称引扬雄，以“安史之乱”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杜甫对扬雄的人生经历产生了诸多共鸣，二人文学风格也有相通之处，这是杜甫诗中多称引扬雄的主要原因。张月《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读谈起》，认为全诗之“眼”在一个“破”字，“破”有秋风“破”茅屋、丧乱“破”家国、理想“破”现实三重境界。以“破”而入“见”境，“见”广厦、“见”苍生、“见”天下，此三者是诗人诗心的集中表现。张志烈《杜诗“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索解》，杜甫具备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人文关怀和超强的审美感悟能力。作者通过对诗句的诠释，分析了杜甫诗歌创作的格式塔心理学特征。张志勇《论杜甫〈画马赞〉的语言层次》，从平仄、押韵、节奏等语音层面，比喻和夸饰等语用层面进行解读。诗歌比较研究体现在杜甫与其他诗人之比较，杜甫同题诗之比较，杜诗与其他题材文学作品的比较等等。陈才智《难辨日月，共辉大唐——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异与同》认为，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体现了盛唐诗人心胸宽广、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和时代性格，表达了诗人济苍生、安社稷、以天下为己任的共同理想，以及在追求功业的现实中遭遇挫折所产生的不平之气。但因社会生活和时代背景的差异，导致了李白诗歌重个人情怀抒发，重自由的风格，杜甫沉郁顿挫的特色。两者共同拓宽了诗歌的题材和境界。范明英《杜甫夔州歌十绝句与巴渝竹枝词的关系考辨》认为，杜甫夔州绝句诗借鉴了巴渝竹枝词，对其进行了主题升华、语言改造，实现了竹枝词的雅化，开启了文人竹枝词的先河。刘咏涛《杜甫陆游及其诗歌与成都》，通过梳理杜甫和陆游在成都所作诗歌，分析梳理他们来成都的原因，在成都的生活和工作，并分别梳理比较了两者诗歌中的爱国情感、自然地理、掌故人物、饮食酒肉等。罗环《试论李白、杜甫诗歌风格的相互影响》，文章选取李白现实主义诗歌代表作《丁都护歌》、杜甫浪漫主义诗歌《渼陂行》，举例说明二者诗歌风格的相似之处，指出他们的相互学习和相互影响成就了他们的光焰万丈。孟飞《从“杜诗”到“韩笔”——中唐文学图景转换之散点透视》认为，杜甫、韩愈分别为唐代诗、文之“集大成”者。从“杜诗”到“韩笔”，代表了从盛唐到中唐文学图景的转换。张朝富《召唤与竞胜：试论杜甫对“李杜”合称的促成》指出，李杜的年纪、声名、成就及友谊，造成了诗歌史上召唤、追慕、竞胜的特殊发展范型。杜甫自身的心理追求和主观努力等因素在促成李杜并称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胡秋妍《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与〈剑器〉词调声情考论》，文章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出发，对其中与唐代教坊曲《剑器》有关的表演者身份、演出场合、舞蹈形式作了释证，并对唐五代至两宋《剑器》的乐曲、舞容进行了考辨，钩稽出其由单人健舞发展为群舞、列队军舞的过程。指出《剑器》是从“依调填词”转为“拟格填词”的典型实例。黄慧娟《我本良家子，从军誓许国——作为人物诗的前、后〈出塞〉刍议》认为，前、后《出塞》诗所塑造的主人公，反映了杜甫心目中唐朝军人的理想品格，表达了杜甫对正义忠贞的崇高人格的追求。杨琼《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同题唱和研究》指出，《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是杜甫前期创作中一首重要作品，同题唱和者尚有高适、岑参、储光羲等人。文章梳理这些诗歌的创作背景，进行文本细读，对诗歌的创作时间、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温煦《杜甫〈壮游〉的开拓》，文章从自传题材对诗歌的影响，以及诗歌形式对自传的影响这两方面，发掘《壮游》一诗在自传诗发展中的开拓性。吴怀东《杜甫〈偶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释证》指出，《偶题》具有很强的诗论性质，是杜甫对自己诗歌的综合评价，反映了杜甫夔州时期自谦与自信的复杂甚至纠结心态，是对文学个性化特征的确认，同时也强调了创作经验的古今传承与相互借鉴。吴淑玲《杜甫乐府诗的史诗性审美》指出，在杜甫的诗歌中，乐府诗最具“史诗”价值。杜甫的乐府诗拥有史诗传统审美和后史诗性审美的全部特征。徐美秋《钱钟书论“杜样”之“走样”——〈谈艺录·七律杜样〉及其误读评析》，文章厘清了钱氏误读之处并对其误读原因进行了分析。杨海龙《宋代集杜诗及其诗学阐释》，文章选取杜诗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杜诗发展的线索，窥见宋代集杜诗在游戏性、思想性、艺术性以及“诗史”观念等在诗学视域中的特殊性。余秋慧《〈藕居士诗话〉论杜平议》指出，《藕居士诗话》多处论及杜诗，并对其中的典故进行了考辨。这既反映了明代较为普遍的“尊杜”现象，也可窥见晚明时期学风的逐渐严谨。张永吉《论杜甫对唐代五律的美学变革》指出，五律从“唐调”到“杜调”的转变，具而言之，是从兴会到着意、从自然到精工、从浑圆到严整、从活泼到沉着的全方位巨变，堪称唐代五律的二次美学变革。张军《“诗穷而后工”论说沿考》指出，“诗穷而后工”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诗学思想。文章梳理了自汉代司马迁始，至桓谭、刘勰、韩愈、白居易、欧阳修、陆游、黄宗羲，历代文家的观点。
三、关于杜诗接受和传播的研究
刘明华作了题为《李杜作品入选百年中小学课文之研究与思考》大会主题发言，根据百年间不同社会形态李杜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文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研究，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传承和语言接受度方面研究其历来选编情况，并从提升国民国学短板角度，中小学课文的难易度、入选量和学段方面，对李杜诗入选篇目提出了建议。年会有近20篇论文关注杜诗的接受和传播，分中国历史上的接受传播，书画艺术传播和域外接受传播等。黄一玫《杜甫诗赋与清代科举——以清代书院中的杜诗课题为中心》指出，杜甫作为诗歌之集大成者，因众体兼备、格律谨严，其诗题、诗句常被书院用作日常授课的题目，其类型十分全面。不仅对试帖诗和课士赋的创作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也从文化品格等方面规范着清代士人的操守。郝润华《具体而微：李梦阳的杜诗接受及其意义》，从语言、题材、风格入手，讨论了李梦阳的杜诗接受和意义。罗时进《清代顺康两朝杜集笺注的“江南现象”》，从文学内部原因、传统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等入手，分析了清代顺康两朝杜集笺注繁荣的“江南现象”，探讨了在清代特定民族情绪下江南士人“定义杜诗”的努力。孟国栋《无时不在的老杜：傅山接受杜诗的三个面向》指出，明末清初，读杜、抄杜和注杜蔚然成风，傅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对杜甫的接受是深层次的、全方位的，呈现出读、抄、评三位一体的接受模式。彭爱国《浅谈夔州好人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指出，夔州好人是在夔州给予杜甫帮助的人，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杜甫诗歌的选材和创作风格。任雅芳《从李杜并称到李杜合刻——兼论李杜对陈子昂的继承及后世对李杜的接受》指出，“李杜”并称的现象形成于中唐复古思潮的背景之下，也与唐人推崇及树立上继汉魏风骨的文学标榜相关。通过对比韩愈与元白等人对李杜的评论，尽力勾勒他们可能的阅读范围，并辨析其立论出发点的不同。孙纪文、姚雪洁《〈读杜心解〉在清初杜诗学研究中的学理秉承与创新》,《读杜心解》在清初杜诗学研究中的学理秉承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介于实证主义与文本批评之间；取舍于众家之注而归于“心解”。对《读杜心解》的研究有助于反观学术思想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张锦辉、王伟《雕版印刷：宋代杜诗传播不容忽视的因素》认为，雕版印刷术既有利于书籍的保存，同时也加速了传播的进程。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取得了空前的发展，直接改变了以口传和手抄为主的传统文学传播方式。促成了宋代杜诗“千家注杜”繁荣局面的出现，形成了杜诗传播接受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刘重喜《康熙御书杜诗及其影响》认为，杜诗书法体现了书法艺术和诗歌艺术的结合，最具中国艺术之特质，具有与刻本文献迥异的接受和传播特点。康熙御书杜诗，导致了清人大量书杜、研治杜诗，形成了自上而下全面参与的习杜热潮。陈宁《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杜诗书画述要》，文章对馆藏杜诗书画的来源和影响进行了介绍与论述。陈敏《析论朝鲜中期和〈秋兴八首〉诗作主题》指出，遭遇壬辰倭乱、丙子胡乱的朝鲜士人，创作了大量和《秋兴八首》诗作，形成了朝鲜中期的“诗史”书写。杜慧月《〈杜律虞注〉在朝鲜时代的流传》指出，《杜律虞注》是一部伪书，却又是中国在朝鲜时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杜诗选本,凸显出了朝鲜杜诗学的广大精微。孟祥娟《千古广域 至音远泽——论杜甫对韩国汉诗的影响》指出，杜甫沉郁顿挫的诗歌创作及大庇天下的仁者情怀，对韩国诗人及其汉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华优秀文化域外传播的典范。张海《简论韩国古代文人对杜诗“诗史”特征的接受》指出，韩国文人在阅读杜诗时，大都注意到了杜诗的“诗史”特征，并给予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可以从中透视韩国文人对中国文化和杜甫精神的认同感。程雪《近藤元粹杜诗评点研究》认为，近藤元粹评点杜诗简洁明了、褒贬分明，反映出近藤尊杜崇杜的诗学观念。何振《由律入绝：唐宋诗之争视域下江户诗坛的杜诗接受》指出，江户时期的唐宋诗之争，很大程度上是杜诗与盛唐诗之争。因此，江户诗坛对杜甫的接受实际上反映了江户诗坛诗学转向的问题。苏德《杜甫诗歌对松尾芭蕉俳句创作的影响》指出，松尾芭蕉在积极继承日本传统诗学审美意识的基础上，吸收借鉴杜诗营养成分进行俳句创作，由此形成了日本俳句史上独有的风格——蕉风。杨理论《汉籍回流的生动案例：以日本大典禅师及其〈杜律发挥〉为中心》，梳理了大典禅师的生平及著述，对《杜律发挥》的版本、递藏进行了详细考述。马兰州《杜诗在越南传播和接受的几个特点》，基于“诗法学”角度对杜诗在越南的接受与传播特点作了梳理，指明越南对杜诗格律、审美情感、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接受特点。周睿《郁白〈杜甫诗全集〉法文版译介平议》认为，郁白（Nicolas Chapuis）的《杜甫诗全集》法文全译本第二集的推出，标志着杜诗在法语社会的传播和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文章从句法、结构、意象、韵律等方面对郁白的法译杜诗进行了评价与介绍，让学界了解海外中国诗学研究和翻译的动向。四、关于杜诗文献版本相关研究有关杜甫诗集，自古注家蜂起，号称千家注杜，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未能考订清晰，需要进一步展开研讨。刘跃进在大会主题发言中，针对历代杜甫文献注释和近年文献整理状况指出：除充分利用好现代资源和条件在规模上继续突破,还须进行精细化整理,提出深度文献整理,彰显时代特色的观点。年会相关论文共5篇，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房锐《近现代杜诗学文献研究的相关情况》，全面概括了近现代以来杜诗研究的情况。王燕飞《胡夏客杜诗注辑考》，从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唐宋诗醇》、杨伦《杜诗镜铨》等著作中辑得70余条胡夏客注杜诗佚文。张宏《成都杜甫草堂所藏三部宋版杜集收藏考述》，文章利用鉴藏印和草堂所藏档案资料对三部宋刻杜集各代递藏，尤其是入藏草堂的情况进行了逐一考辨。曾亚兰《邓显鹤〈资江耆旧集〉选录杜甫相关文献略说——兼论沅湘流域杜诗学遗风馀韵》，从邓显鹤所选咏叹杜甫及其遗迹诗作，考察《资江耆旧集》保存杜甫相关文献的状况，展示了湖湘杜学遗风馀韵及其杜学价值。周生杰、周恬羽《论江苏古代杜集刊刻的文化特征》指出，由宋至清，江苏刻书家紧密结合杜诗学的发展特征，刊刻了多种杜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皆领全国之先，创造了多个杜集版本史上的“第一”。江苏古代杜集刊刻体现出博大的人文情怀，奠定了江苏古代杜诗学研究重镇的学术地位。五、关于史实、地理考辨及其他相关论文10余篇，涉及了杜甫文化调研项目，杜甫行踪与文化旅游，史实考辨，历史地理等。祁和晖《巴蜀丹棱〈大雅堂〉杜诗碑学案考述》以丹棱《大雅堂》杜诗碑事件的兴起与湮没为线索，分析了巴蜀人对杜诗的至高尊崇、北宋丹棱大雅堂兴起缘由、文化意义、奇士杨素生平信息等。葛景春《饭颗山到底在哪里——关于李白〈戏赠杜甫〉写作时间和地点的臆测》，认为此诗是李白在天宝三载初夏在洛阳与杜甫相会，两人路经“饭坡”（在今河南嵩县陆浑水库西南）时所作。龚学梅、周于飞《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评述》，文章以在“安史之乱”中被迫出任安禄山政权伪职的诗人王维为个案，阐述王维在“安史之乱”中的经历以及接受被迫伪职的原因，分析唐王朝为什么对在安史之乱中担任伪职的王维采取不追究态度，以及王维为什么选择亦官亦隐的生活，来论述安史之乱对王维的人生影响。龙占明《一篇欠严谨的演讲词——读〈康震讲诗圣杜甫〉中有关夔州诗论述》，对康震讲说杜甫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辨误，否定了康氏杜甫因“恶风异习”离开夔州的论断。杜甫，得夔州山水人情之助，律诗创作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汪辉秀《唐代女诗人薛涛被罚赴松州原因考》，关于薛涛被罚赴松州的原因，学界主要有“所遗金帛，往往上纳”说和“生活骄奢淫逸”说两种观点，文章根据薛涛生平研究第一手资料——薛涛留存诗作，提出新的假说并加以考证。郑玲《赵抃〈题杜子美书室〉考辨》，考辨出赵抃所题书室在江原（今崇州江源镇）。李佳珉《杜甫蜀中行踪遗迹及其文化影响调研简报》一文，不只关注杜甫行踪遗迹的具体地点，还关注杜甫及其诗对行踪遗迹地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探寻杜甫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力。朱泓薪《杜甫文化调研之三台县》考察报告，以跨学科的方法去探索杜甫留给现代社会的宝贵财富。贾兵《叶圣陶与成都、杜甫草堂之关系——兼谈其抗战时期的旧体诗创作》指出叶圣陶早年与杜诗的接触和现实中体认杜甫家国离乱的创作心态，抗战期间寓居四川，身居浣花溪畔，使得他与杜甫成为了精神上的契交。留下了大量旧体诗，建国以后，多次参观草堂，并捐赠了不少书法作品。韩树明《杜甫诗碑与丹棱大雅堂》，介绍了丹棱杜诗的碑刻情况。聂大受《杜甫与青泥道及其他——杜甫徽县行吟二题》指出，杜甫在徽县的行吟，为徽县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努力挖掘，深入探究，开发利用。潘殊闲《成都：杜甫笔下的“喧然名都会”》，文章以杜甫诗歌为依据，以相关历史事实为背景，还原了杜甫心目中完整的成都名都会印记，这就是：生态名都、历史名都、艺术名都、工商名都和休闲名都。王增辉《千古诗魂耀草堂》指出，成都这块富饶和平的乐土，给了杜甫舒适安定的生活和写作环境，展现了成都的好客与包容。薛天纬《永难忘怀的傅庚生先生》一文，展示了前辈学者傅庚生的治学方法，于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回忆文字真挚感人。景志明《以书院理念促进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针对一些高职院校发展中存在着重技能而轻人文，忽视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问题，提出以书院理念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的观点，分析了学生职业技能与人文素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德能双馨、自我认识、言行规范、崇尚高雅和校园文化建设等五个实践策略，以提升高职人才培养的质量。刘晓凤《草堂书院历史钩沉》，根据《四川通志》《浣花草堂志》勾勒出了草堂书院的创建、藏书和教学等情况。王飞《草堂书院集字记》解释了“草堂书院”集字的全过程和相关思考。
纵观此次会议,学术争鸣,畅所欲言，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许多先生挥毫赋诗，吟诵酬唱，其乐融融。通过与会专家学者的交流发言，反映出对杜甫精神文化在新时期坚守与发展的思考，鲁迅说杜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闻一多说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杜甫的价值永远不会过时,我们都是杜甫精神的传承者。成都有杜甫何其有幸，中国有杜甫何其有幸。本次研讨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必将有助于丰富杜甫文化的内容，必将为杜甫研究和杜甫精神的传承弘扬提供有益的帮助。最后谨以一首小诗结束总结：
敬和张志烈、邝健行、周裕锴诸先生听大会主题发言
盛会草堂李杜高，名家纵论各英豪。
弘扬诗圣传风雅，万古江河育我曹。
▼往期精彩回顾▼